产生矛盾。汤化龙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，认为“北方不稳则全国动荡”，主张定都北京以维持袁世凯的势力平衡。
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将领，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，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。他既依赖革命党维持地位，又试图借助立宪派和北洋势力扩张权力。黎元洪最初对革命持观望态度，被迫参与后逐渐意识到地方割据的可能性。他主张“军民分治”，试图将湖北打造成独立于中央的势力范围。
黎元洪与革命党领袖孙武、黄兴矛盾尖锐发生权利争夺，通过支持立宪派汤化龙排挤革命党，巩固自身地位。黎元洪在定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，认为南京政府难以控制北方，主张“南北调和”以换取袁世凯承认地方自治。他扩充湖北军队，拒绝裁军，甚至与袁世凯暗中勾结，试图对抗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。
张謇、汤化龙虽参与政权，但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角力中，立宪派逐渐失去话语权。张謇最终退出政治，转向实业；汤化龙则依附袁世凯，后被革命党刺杀。黎元洪的湖北模式成为各省效仿对象，地方督抚演变为军阀雏形，为民国初年的割据埋下伏笔。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促成清帝退位，但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框架，最终导致袁世凯独裁和革命党二次革命的爆发。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博弈，本质上是旧体制精英在新旧交替中的自救。他们既推动了共和进程，又因阶级局限性未能彻底脱离旧秩序，最终成为时代浪潮中的配角。
在辛亥革命发生至我退位的权力真空期，中国内部各派势力与外国列强（尤其是英国和日本）围绕权力分配展开了复杂的博弈两国插手最深。
英国为了维持稳定以保护商业利益，英国作为在华最大殖民利益拥有者（控制长江流域海关、铁路、贸易），首要目标是维持中国表面的政治稳定，防止革命引发的混乱损害其经济利益。
支持袁世凯，袁世凯被视为唯一能统一南北的强人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（john jordan）积极斡旋南北和谈，推动袁世凯成为“共和总统”，认为他能遏制革命派激进的排外倾向。以外交手段英国联合列强向清廷施压，要求清帝退位；同时通过国际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，增强其财政实力。英国最初倾向君主立宪制（如1911年11月《泰晤士报》主张保留清廷），但见革命大势已定，迅速转向支持共和，体现其务实的“利益优先”思维。在南北议和中朱尔典直接介入谈判，甚至建议袁世凯以“优待清室”换取和平退位。英国将海关税收移交袁世凯，切断清廷财源，加速其崩溃。
日本见中国有此情况便参与分裂与渗透
表面中立但暗中分裂，利用中国动荡扩大在满蒙的势力，甚至推动“中国分治”。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勾结肃亲王善耆，策划第一次“满蒙独立运动”（1912年），试图建立亲日政权。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暗中支持孙中山，试图换取革命成功后对日让步（如1912年孙曾提议以满洲利益换取日本贷款）。但是在日本国内部，政府与军部存在分歧。日本外务省倾向于与英国协调，避免公开干涉引发国际反弹。日本陆军与浪人集团：主张激进介入，甚至计划出兵中国东北。1912年2月，日本陆军提议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，但因英国反对而搁置。部分日本精英以“驱除白人在亚洲势力”为名，实则推行“大陆政策”，试图取代欧美成为东亚主导者。另外担心中国革命激发日本国内民主思潮（如“大正民主运动”），故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。
英日两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博弈与妥协
日本受制于第三次日英同盟（1911年续签），不得不在行动上与英国协调。例如，日本曾试图单独承认“满蒙政权”，但英国警告此举将破坏列强对华“共同行动”原则，迫使日本暂缓计划。但英国默许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，以换取日本不干预长江流域。1912年2月，日本同意加入国际银行团，表面上支持袁世凯，实则借此渗透中国经济。
列强在华博弈体现“势力范围”思维的延续，英国重经济利益控制，日本重领土渗透，两者共同削弱了中国主权。列强干预激发中国精英反思，五四运动后“反帝反殖民”成为主流话语，间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彻底的民族独立道路。
清帝退位前后的权力博弈，既是新旧中国的转折点，也是帝国主义在华角逐的缩影。英日两国的干预策略折射出其不同的殖民思维：英国注重“间接控制”，日本追求“领土蚕食”。而中国各派在夹缝中的挣扎与妥协，则预示了此后数十年救亡图存斗争的复杂性，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，隆裕太后最终还是做出了清帝退位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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